“代课教师”先前被称作民办教师，随着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发力，东中部地区的民办教师几乎已不复存在。但在旷远的西部地区，我们的记者发现，还有一个庞大的“民办教师”群体存在，尽管他们的名称已改。
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和那位动情上书教育部的县委副书记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这些代课教师，无愧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脊梁，也堪称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团队之困只是西部义务教育之困的一个缩影。“图自强，舍教育别无他途。”一百年前，满清重臣张之洞就做过这样的断言。现如今，大兴教育正愈来愈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同。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的义务教育之局，相信不久即有大的改观。
甘肃省渭源县王政明老师教出了76个老员工，村里三代都是他的员工，每天，他都护送小员工回家（王轶庶/图）代课教师艰辛执著震动人心
县委副书记动情上书教育部
□本报记者 傅剑锋
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甘肃省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每天一到办公室，都会在一堆来信中看一下地址，看有没有国家教育部的回信。
三个多月前，他把含泪写下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寄给了甘肃省委与教育部。尽管至今还没有省委与教育部的直接反馈，但７月２８日《甘肃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一报告。
这个报告的事实令人震惊：渭源县有６００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４０元到８０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４０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７０％，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２０年！
代课教师是指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１９８４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１９８５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团队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农村因贫困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所以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这个群体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曾引起过关注，此后代课教师也在东部大多数经济条件较好的省份成为了历史，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像曾在大学从教、此后到渭源县委挂职锻炼的县委副书记李迎新，对代课教师的生存现状也只有一个概念上的印象。所以，当他在调研中目睹代课教师的现状时深为震惊：“我在调研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课教师的贫困所震惊、执著所感动，为西部义务教育的普遍困境深深发愁。好多次从学校或代课教师家里出来，我都要偷偷擦去泪水。”李迎新坐在县委二楼的办公室，望着飘着雪花的窗外回忆。
“最老”的代课教师
报告摘要——在他们（代课教师）中间，有一大批人是教学中的骨干，正是他们支撑着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他们无愧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脊梁。
年近四十的李迎新戴眼镜，系银灰色领带，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在《定西日报》上有他的文化随笔专栏。一年多前他到渭源县挂职锻炼，此前是西北师大宣传部部长，曾长期从教。
今年４月，渭源县委书记董建平批转了一份反映代课教师收入问题的材料，要求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作深入调研，李由此开始了一星期的调查。该调查也引发了今年１０月下旬本报对李迎新及其调查对象的回访。
那次调查，李迎新最先碰上北寨镇张家堡小学代课教师王政明。张家堡小学的七八个老师中有一半是代课老师，其中数个代课老师还是整个北寨学区的教育骨干。而王政明是这些代课教师中最老的一位，６２岁，一脸皱纹，背也驼了，朴实得像个老农民。
那天王政明很自豪地告诉李迎新：“村里孙子辈的人是我的员工，父母辈的是我的员工，连爷爷辈的人也是我的员工。”他１９５８年从教，那时张家堡小学就他一名老师。李迎新很惊奇：“按国家政策，你在１９８４年前参加工作，早该转正了？”王政明憨笑：“我错过了机会。”
王政明刚从教时，学校四周常有狼群出没。他白天教书，晚上守校，闲时务农，公办老师来了又去，惟有他二十年多如一日。直到１９８４年学校又分来了几个公办教师，作为民办教师的王政明被辞退。１９８５年教师不够时又被召回，他的工龄也只能从这一年重新算起，这就是他后来没有被转正的原因。这一干又是２０年，这２０年他一直拿着４０元 ／ 月的工资。
这点工资使他在八九十年代供两个儿子上大学时变得很艰难，只有靠家里的农地收入。２０多亩地都交给了老婆，“我因为要教书，许多应该男人干的活只能让这个苦命女人来干，女儿为了帮忙也辍学了。”王政明说起这些热泪盈眶。但他认为这一生的坚持是对的，因为这辈子他教出了７６个老员工。他认为教书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寒暑假时，不用来学校我心里就会空空的，非要来学校转几圈才踏实。”
这使李迎新想起了也是一辈子做代课教师的父亲：“他们的经历太相似了，当时我就有些触景生情。”李迎新的父亲解放前是游击队战士，解放后“听从组织安排”成为了村里的民办教师。１９８０年代初，李迎新考上大学，尽管那时学费低廉，父亲十几元一月的工资仍无法支撑。于是父亲辞去教职到小镇摆摊赚钱，他供儿子上完大学重回学校，却被人告知因教龄中断被取消转正资格。
这种情况尽管在渭源县已属少数，但李迎新的眼圈还是红了：“你老已经６２岁了，还盼转正吗？”王政明回答：“要说转正，以前有这个想法，现在没有了。干惯了教育，呆在家里闷得慌，况且学校里还需要我。”李迎新继续问：“这么多年来，你图个啥？”王政明很平静地回答：“我啥也不图，钱不重要了，就是为了孩子。我年轻时辍了学，所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有书读。”
李迎新再也忍不住泪水，他掉头看向窗外，那些下课的孩子们正在小小的操场上欢快地奔跑与尖叫……
梦想拿到３００元
报告摘要——代课教师大都说着这样一句话：发工资的那天是他们最难受的一天。看到公办教师千儿八百的领工资，属于他们的那份，仅仅是人家的零头，谁也不想去领，直等到会计把钱送到手里。他们说，那种滋味简直叫人难以忍受。
王政明的两个儿子早已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因此尽管工资低廉但生活压力仍不算很大。但对那些正需供养孩子上高中与大学的中年代课教师，微薄的工资已几乎使他们陷入了困境。李迎新因此在报告中沉痛地写道：“走进任何一个村子，假如村子里有代课教师，那他准是村子里最穷的人。”
年近四十的代课教师李建新是渭源县会川镇罗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该校的代课教师也占了全校教师的近半。李建新１９８４年９月成为罗家磨村的民办教师，但因故未被转正。因此，尽管渭源县有２０年教龄的公办教师已能拿到１２００元 ／ 月以上，但他这个代课教师的工资仍一直是４０元 ／ 月。直到前两年他考取了大专文凭，工资才被升到８０元 ／ 月。
李建新多次获得县、镇两级优秀教师称号。在他家的墙上，挂着去年荣获县优秀班主任的奖状。每年他都会参加考上了大学的员工的一些谢师宴。他缺钱，但每次仍会送员工五元钱表示心意。“今年我们村的员工朱艳霞考上了大学，我举杯祝福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那时我看到她泪流满面。我很感动，觉得过去所有的受苦都值了。”
但这些精神上的成就感丝毫不能缓解他的现实窘迫。现在他正在上中学的一对儿女，年学费共达３０００元，而他８０元 ／ 月的工资即使不吃不喝，一年也只能攒９６０元，因此学费主要靠１２亩地勉强供养。“已经十多年没有给两个孩子买过哪怕是一件新衣了。”李建新含着泪说。他记得只在女儿５岁时花５元给她买过一条裙子，在儿子６岁时花３元给他买过一顶军帽，此后他们的衣服都是希望工程捐助的旧衣服，现在住校的儿子生活费每星期只有６元。但儿子非常给李建新争气，曾获全国初中生化学竞争甘肃赛区第一名，上了高中后也从未下过全校前三名。李建新对此却又高兴又悲伤：“儿子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但如果考上了，钱从哪儿来？”
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曾问他：“你凭什么坚持下来？你为什么没有出去找工？”李建新颇为感伤：“首先是我对转正还怀着希望，２０年来我都相信国家总有一天会想到我们的。还有，我都快４０岁的人了，大好的青春也全部在这上面了，打工也不可能有人要了。”
同样２０年来拿４０元 ／ 月工资的会川镇本庙君安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谢毓新，生活压力比李建新更大。他的儿子正在读大学，每年的学费要四五千元，他已经连本加息借了２万元了。李迎新问，如果转不了正怎么办，他嘴唇蠕动了一阵说：“实话告诉你，我真有点坚持不住了。”李迎新就把这些实情写进了报告。李建新得知这个报告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就在邮局里买了一份，坐在邮局外的台阶上一边看一边流泪。带回家后，家人、亲戚、邻居都抢着看，奔走相告，说渭源来了“青天大老爷”了，代课教师有救了。
看到这一报告后，华南师大附中的退休教师郑千一老太太流着泪给李迎新打电话，并捐助渭源的希望小学数万元经典教育读本，而长期支援西部教育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张佩英联系热心人士给谢毓新寄了３０００元。谢毓新在给李迎新的感谢信中说：“现在李书记把这件事摆在了阳光底下，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好了！”本报记者这次回访时看到，他把信的底稿和“中国希望工程园丁奖”的奖牌一同放在一个红色的盒中，这是他１９９６年获得的荣誉。
当记者问他，给多少一个月工资就会觉得满足，他说是三四百元。这和大多数受调研的代课教师告诉李迎新的答案一致。
走近代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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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代课教师意欲出走
报告摘要——对于他（一位代课教师）的坦率和真诚，我无言以对，即便是他说现在就走，又有什么理由留人呢？然而，如果没有他们，谁来支撑落后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呢？
刘福荣告诉记者，他当时之所以讨得起老婆生得起孩子，是因为当时父母积蓄了一笔钱，而不少青年代课教师，连老婆也讨不起。
这和西北农村的聘金习俗相关，部分青年代课教师根本付不起送给女方家庭１万至２万元的聘金。他们每年才四五百元的工资，即使不吃不喝２０年也攒不到１万元，所以只能单身。
和老代课教师王政明同在张家堡小学的代课教师刘秉章已经３２岁了，也因付不起聘金至今单身。几次相亲中，他颇受刺激，他告诉记者：“几乎每相亲一次，女方得知我是代课教师，甩头就走。还有的抛下一句话，你４０元一月的工资，是你养女人还是女人养你？”所以他想努力转正，贷了３０００元款考取了大专文凭，并成为了学区的教育骨干。“但现在还是不能转正，不要说讨老婆，就是这３０００元债，十年都还不完。”他叹了口气，“我们在学校不如公办教师，在农村不如农民，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也说不清楚。”
北寨镇的代课教师王维宏今年已经３９岁了，也是北寨学区的教育骨干，他颇为伤感地告诉前来调研的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人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自己却每况愈下。并说下一学期自己也想外出，去新疆摘棉花或受聘私立学校。
他的这个想法和北寨中学的青年代课教师陈廉儒直接相关。陈廉儒原来是该校高三的语文教师，前几年应聘到西北条件较好的酒泉一家私立中学，月工资２４００元，早先家里穷得一塌糊涂，现在不仅还清了贷款，还盖起了一院青砖大瓦房。记者发现，陈廉儒现象已慢慢在渭源县那些有能力跳槽或打工的青年教师中扩散。
这种现象让北寨镇的学区董事长于建邦很不安。北寨公办教师有１０１人，代课教师５４人。其中三个教育点各有一名教师，均在偏僻山村，公办教师不愿去，所以都是代课教师撑着。于建邦告诉记者，代课教师至少承担着学区一半的教育任务，他们一走，北寨学区就会崩溃。
所以，每次开学时，于建邦就开始发愁。为了从感情上留住代课教师，于建邦从极其贫乏的办公经费中挤出钱，过节时给每位代课老师加送５０斤面粉，劝说他们“要一切为了孩子”。这些行动感动了不少代课教师。
但对于这些坚持下来的代课老师，于建邦董事长的感觉和接受记者调查的其他董事长一样心情矛盾：“我一个公办老师每天４０元，而他们一个月才４０元，严重的同工不同酬。从工作上我当然希望他们留下来，但从内心上又觉得太亏待他们了，很愧疚……”
而有一所小学的董事长，为了动员代课教师能够在开学时回到学校，年前就买上礼品挨家挨户去拜年。更有一些贫困村镇的学校，由于代课教师流失严重，不得不将一些初中毕业生，甚至小学毕业生请来当代课教师。
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报告摘要——“代课教师”是一类不被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在农村的最下层，他们的收入连维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难却又不失作为“人师”的尊严。如果说要解决“三农问题”的话，那么“代课教师”是“三农问题”中最希望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
新华社报道，甘肃省现有农村代课教师３．２万多人，占到农村小学教师的２８．２％。西北师大副董事长、教育学学者王嘉毅教授告诉本报，西部１２省、市、自治区的代课教师共有５０．６万人，约占西部农村教师的２０％。他认为渭源的代课教师状况在西部很有代表性。
为什么代课教师的待遇如此低下，渭源县为什么不拿出一定的财力解决这一问题？一开始，对基层不甚了解的这位挂职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也疑窦重重。
但很快他弄清，想依靠县财政来解决渭源代课教师问题根本不可能。目前渭源全年的财政收入大约２０００万元，只够付全县５０００名教师及公务员一个多月的工资！其中教师占了３０００多人，教育经费已占该县总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近亿的财政空缺，均要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
整个甘肃的贫困市县的情况也相似。甘肃全省８８个县（市区）中，有一半是国家重点扶贫县，有６０多个县（市区）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才能撑下去，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８年列全国末位，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尽管自１９９９年来，全省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３０％左右，但县级财政大大超出了这个平均水平。民盟甘肃省委的一份调查显示，甘肃有些贫困县的教育经费支出已占到财政总支出的８０％。就是说，这类县只要给老师发发工资，其他所有的公共事业就都将做不了。
所以，渭源县针对这些代课教师，尽管已经多次召开过专门会议，准备适当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但终因财力拮据无法兑现。并且，县级财政为了减小财政支出，就开始严格控制公办教师的编制，以致一些师范毕业生因缺编当不上老师，而良莠不齐的代课教师长期撑着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这笔财政账是很容易算的，进一个公办老师所要支出的工资可以请１０个甚至３０个代课老师。
李迎新对此反复在心里折腾：“渭源县基础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谁能帮助渭源县走出这一困境？”
李迎新思考的结果，认为有必要修改我国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他说：“西部面临的财政困境，其实已经充分地说明，有关政策中规定让县级财政来负担义务教育的支出已经不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这样只会使越穷的地方越办不起教育，越没教育越穷。”他认为，义务教育应由国家财政来直接投资，才可能缩小教育上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资金困难造成的代课教师问题。
他把这一想法在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上说了，一开始他那些事业有成的同学均没注意。他一下子就急了：“代课教师２０年来拿着每月４０元的工资，你们知不知道？农村教育已经很危险，你们知不知道？”他越说越激动，指着他们那桌丰盛的饭菜说：“这样一桌，对我们来说只是三四百元，对代课老师来说，就是一年的工资啊！”说到此处，他的泪水夺眶而出，顿时一桌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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