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落幕，成就一段不朽的人生。他的一生，上关国家巨变，下系家族荣辱，演绎着经典故事
□本报记者 师 欣 朱红军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附近的史家胡同，多的是红门灰瓦，有一种亲切的安静。
从胡同西口进入，前行百米，一面紧闭的深灰色的大门隔开了一座高墙深院。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６日之后，这道门里不时会有穿黑衣、戴白花、面色凝重的人进进出出。门外以及延伸出来的路边，到处停满了车。门内，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几乎已被各种花束、花圈、花篮所填满。长长的丝带上，尽是生者的无尽哀思。在穿军服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过花堆中仅剩的一条小道，来到灵堂。荣毅仁在墙中央和蔼而厚宽地微笑着，仍然是他熟悉的白发、微胖的脸庞。
这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家，荣毅仁于１０月２６日逝世。这座老宅的主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完成了他传奇而丰富的一生。从打造商业帝国的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的上海市副市长，从“文革”中的看门人到中信大厦的奠基人乃至国家副主席，在荣毅仁的身上，几个时代的印记交织错落，耐人寻味。
他去世了，却又让人能清晰看见他的影子。
他的家族，５０多年前中国最富庶的家族之一，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沉浮，依然是中国最富庶的家族之一；他创办的企业，已经远远不止北京建外的那个“巧克力”大厦，“中信”两个字出现在诸多大城市的大厦、楼盘和金融机构的名称上。
他最响亮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也曾亲切地被人们用“老板”称呼。
他从政多年，亦从商多年。无论时事沧桑，每次命运跌宕转折之际，总见其惊人的智慧闪现。
沉默、低调的最后人生
１９９８年３月九届人大完成换届选举，荣毅仁先生轻松愉快地回到百姓的行列。从国家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荣毅仁更加低调，仿佛一下子沉入静寂的水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荣先生多年好友，以往每次访华都会到荣家做客。荣退休后，基辛格也曾访华，却不再有基辛格登门的记录。不知出于谨慎、低调还是喜欢安静，以前的政界朋友要来拜访，荣毅仁一般都是谢绝。偶尔有老同志或旧友、下属来看望，荣毅仁的老伴杨鉴清会亲手递上一杯龙井茶，此时已不再有公务倾谈，老夫人无需回避，总是共坐闲话。
据介绍，退休后，荣毅仁和老伴常坐在主厅外的藤椅上，阅读书报，恬静交谈，按时收看电视新闻节目，难得也听听音乐，如遇国际或国内足球劲旅交锋，荣毅仁准会兴致勃勃地观看电视。那时，荣毅仁每天仍然看许多文件，每周至少三次到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处理公事，偶尔也会见国内外老友。
今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准备出版荣毅仁的画册，原本８月就可以出版，一直等着让荣先生本人审阅。据说，前两个月，荣本人还一直念叨，我和周总理关系最好，希望书中能有和周总理的合影图片。如今，未能赶在他生前出版的画册，只能成为追忆和怀念。
当他再次引起世人瞩目时，已是２００５年的深秋。此时，他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
当他的辞世引得举世关注之时，他的家人、后人和同仁却都守口如瓶。
“他代表了重要的趋势”
在国家通讯社发布的荣毅仁逝世的消息中，称他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１９９３年３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当选国家副主席。这个消息，让国内很多人惊讶，外电也发出感叹，对他的新职务赋予很多联想和阐释。对于４００位荣氏家族成员而言，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荣的侄女智美说：“我四叔很幸运，他有他的信仰，一个人按照自己的信仰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实现，今天他实现了。”
《柏林日报》评论说：“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特别是数百万华侨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亦具有较大政治意义。”
日本《东京新闻》的评述指出“破天荒地起用一个非共产党员，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担任国家副主席，这就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希望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
其实，一切正如美国《财富》评选本世纪“世界五十知名企业家”时对他的评价：“他是振兴工业强有力的人物”，“他代表了重要的趋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出于种种原因，许多外国投资者开始驻足观望。日本法制学会会长泽野裕治对中信公司青年职员说，“只要荣毅仁先生还在工作，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作就不会改变。”世界第二大银行，日本富士银行行长９５岁的岩佐老先生，专门嘱咐来华访问的日本记者，务必看看荣先生，看他有没有变动。
荣毅仁俨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晴雨表。
出身、经历和兴趣，使荣毅仁在国家副主席５年任期之内，最关注国家的经济情况。荣毅仁敢于直言，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文件，常以谈话、书面等方式，及时向中央或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党中央、国务院也十分重视他的意见建议，还特别委派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的曾培炎定期听取他的意见。
作为国家领导人，荣毅仁免不了要经常面对西方各种媒体记者，他风度甚佳，口才颇好。面对各类问题，他不仅应答自如，而且善于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家族企业兴衰以及各种详尽的数据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生动具体，令人折服。
一个商业帝国的“荣老板”
荣毅仁被看作中国对外开放的晴雨表，说到底离不了他“红色资本家”的身份。荣毅仁早年以“资本家”的身份进入世人视野，晚年又回归“老板”本色。
屡屡见于内地乃至香港、海外诸多大厦、楼盘、金融机构牌匾上的“中信”两字，浓缩了一段最辉煌的传奇，而荣毅仁正是这个传奇的缔造者。
“文革”结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同月１７日，邓接见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在别人竞相要求给资本家摘帽子的时候，荣毅仁却有着更深远的考虑。
邓小平希望荣减少些社会活动，集中力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点事，闯出一条新路子。
这条新路最终落实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初衷为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服务。荣毅仁担任这个公司的“老板”——董事长。
在左倾流毒尚未肃清、国门尚未全启的当时，以资本家身份从事“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产业，风险可想而知，他也对人戏言：“我是拣了个酸果子。”
在邓小平亲自允诺的“全权”负责的前提下，昔日荣少爷的实业热情在白发苍苍的年龄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国家一时难以巨额投资，荣自掏腰包１０００万，先期启动。
为此，竟也引得流言蜚语，不明就里的电影明星赵丹就曾疑惑地问中信人：“听说中信公司是荣老板一人投资的？”
当年北京、上海的工商界故友，大多被荣毅仁招至麾下。
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７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营企业。７月８日，中信公司在北京金鱼胡同正式公告天下，主营业务包括接受各地方各部门委托，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其他法令，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共同举办合资企业。中信公司章程《总则》里写着?“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明明是以市场经济为宗旨，但在当时还是尽量不提，以免不必要的误解。
有趣的是，筹备多时的中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于同天颁布，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一最初的尝试，现在来看，可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扇窗口，甚至早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一年，是为“公司特区”。
在中信这个“特区”里，荣毅仁被亲切地称为“荣老板”。这个称呼起先是大家悄悄在背后叫的，荣毅仁本来希望大家称呼他为“老荣”，最后还是接受“荣老板”作为“正式称呼”。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３年的１４年里，尽管政治地位从政协副主席到人大副委员长，但在崇文门饭店的办公室里，他一直是兢兢业业的荣老板。每天早晨８点左右来到公司，一般要工作到晚上８点左右才离开办公室，还要经常出席许多应酬宴会，每天工作时间往往在１２小时以上。
中信是董事长负责制，荣毅仁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对公司重大问题总是召开公司主要负责人员的会议，共同商议，然后根据大家意见做出决议。老同事评价他“与公司贴心贴肉。这跟有些官僚主义领导光画圈圈根本不一样。他属外国人讲的行为科学中的最高一档”。
中信早期做事情挺困难，作为改革开放窗口，体制外的企业，完全是夹缝中生存。据介绍，有一位中央领导讲过：长安街不让中信走，煤渣胡同总得让中信走吧。中信公司开创了太多中国第一，为改革开放的路径不停摸索实验，第一次在外国发行债券；第一个开展国际租赁业务；第一个经营房地产业务；第一个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事业；第一个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３０日，荣毅仁上书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中信工作，希望继续作为改革的试点，并坦言中信的国际化、经济法人和负债经营的特点，恳请给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使公司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现在国家主要针对行政部门或一般的国营企业而制定的一些法规、办法，不大适用中信公司。”
在得到国务院正式批文后，夹缝中生存的中信公司自此走上康庄大道。
等到荣出任国家副主席时，他手下的中信已经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３万多人，共创办了中信实业银行等１３个直属公司、７个直属地区子公司、６个下属公司、７个直属海外子公司，公司总资产已超过８００多亿元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上著名的跨国集团。而今天的中信，已成为拥有总资产７０００亿元、净资产４８３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的“中信模式”是“特殊的政策环境和制度背景下的产物”，中信公司成立时具有浓厚的政府背景，同时又以独立的公司面目出现在外国人面前。“在当时情景下，荣毅仁来主持中信公司是最合适的人选：国际上的人脉、家族产业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
“挺过去总会有出头之日”
荣毅仁和妻子杨鉴清的关系一直很好，据说他第一次对妻子动火，是在“文革”期间。
“文革”浩劫中，红卫兵用疯狂对待过去的资本家，荣毅仁一家也饱受折磨，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过多次，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
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夫妻俩总算保住一命。但荣毅仁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全国工商联大楼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那时他还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由于耽误治疗，最终左眼失明。
妻子杨鉴清在绝望之余，不免抱怨：“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话语一出，一向温和的荣毅仁大光其火，厉声呵斥道：“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３０年的夫妻，这是第一次动了真火。他告诫妻子：“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
他对自己儿子说，“这只是生活中的一点曲折，要坚强，要看实质，挺过去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左眼失明后，军代表责成其与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经叔平打扫卫生，洗刷厕所，荣干得很认真，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洗刷得干干净净。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在孙中山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会上，荣先生巧遇邓颖超大姐，在听到总理口信“你还是有前途的”，激动得眼泪满眶。
身处逆境，从不乱说乱咬，也不趋炎附势，和张春桥这些人保持距离，所有这一切也被老帅叶剑英看在眼里。
１９７８年，在叶剑英的举荐下，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他正在家中以养花为乐趣，不过亦是在聊以自慰，颇似陶渊名“采菊东篱下”的诗句，心中却藏有“猛志固常在”之愿。
谈起“文革”历史对荣毅仁的影响，曾撰写《荣毅仁传》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克锋认为，荣毅仁的沉默、忍耐、养精蓄锐的自我修养，都为日后出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红色资本家”
如今，回忆荣毅仁为人称道的红色一生，追根溯源，无不肇始于１９４９年的留守新中国。
１９４９年，３３岁的荣毅仁第一次被推上了前台，四顾茫然。
之前几经战火，荣家产业损耗大半，更在仓皇北顾中一分为三，凝聚不再。老父亲荣德生怅然欲绝，遂退隐无锡东山，怡花弄草。他的兄长姐妹们早于一年前，已经暗自转移财产于海外。
何去何从，荣毅仁面临选择，家眷早已去了香港，出去就是海外寓公，事业必须重头开始；留下似乎又生死难卜。
在无锡养老的父亲荣德生请朋友钱钟汉亲赴苏北根据地了解情况。钱钟汉在苏北根据地被告知：“转告荣先生，我们是保护民族资本家的，务必请他留下，建设新中国。”
很难说，那一刻是对共产党的完全信任，促使了荣家父子的留守。在无锡解放前夕，荣毅仁回到荣巷准备接父亲暂到上海躲避风头时，还曾忐忑地询问父亲，“听说共产党要共产共妻啊？”这时，对于荣毅仁来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或许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解放后，因为连年战火荣氏产业面临难关重重，而新中国对于解放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亦在运筹帷幄，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被严格区分，不同对待。在一次纱厂职工围攻荣家讨要薪水的冲突中，幸得政府援手才最终和平化解。荣毅仁初次感觉到了新政府的善意。
在“五反”运动中，因为毛泽东的关心，荣氏家族的定性从基本守法户变为“完全守法户”，政府为此还核定退赔金额６５７万元。
荣毅仁觉得欣慰，共产党没让自己失望，自己也不会让共产党失望，永远不会！
对于民族资本家，毛泽东给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以京剧《打渔杀家》作喻，“闹革命么，还舍不得丢坛坛罐罐？”有资本家说，这场改造就像进了理发室，理发师用大围布一围，不理也得理，动一动就要挨刀子。
荣毅仁也曾彷徨：“我很苦闷，究竟什么是工商业者的道路呢？我们的前途如何呢？”
陈毅为此专门开导他说：“共产党眼浅皮薄，看到你那些就想搞你？贪你那些？共产党气魄大得很，它要取得全世界 ，共产党是看到你们一批人还有用，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是真话。”
终于，荣毅仁开始了积极地配合工作。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荣氏门下纺织厂竞相宣布参与公私合营。
一年后，毛泽东公开肯定荣毅仁的价值，“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
两个月后，荣学习新的经验的机会到了。１９５７年１月９日下午，上海市二届一次人代会上，在陈毅的举荐下，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４１岁，当日他身着深蓝色西服，神采奕奕。１９５９年，荣毅仁调任京城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对他的最早一次的点将。
多年以后，荣毅仁曾客观回忆早年的心态，解放初他说，“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两只手都举过来，那是投降。”而此刻，他已不再是举几只手的问题，现在他必须以自己的双手为共产党服务了。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６日夜里，荣毅仁走完了他８９年跌宕而传奇的一生，他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的早期建设、动荡的文革岁月和辉煌的改革开放，几乎见证了整个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
荣毅仁的一生有坎坷，有磨难，更屡见不凡。而在分析荣毅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时，马克锋强调荣毅仁“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以至于在每个历史的重要关头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历史出身，投身商界，对历史现象具备洞察力和穿透力，最终促使其走向成功”。
这段话概括了荣毅仁的一生经历。荣毅仁一生经历了中国在２０世纪的绝大部分重要进程，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他总是眼光长远，看清时务。（本报记者赵小剑对本文亦有贡献）
三个平民眼中的荣氏家族
清末崛起于无锡荣巷，民国时名震上海滩，重生在新中国，荣氏家族的命运折射了三个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历程，但日常生活中，这个显赫家族的主人们却十分的平易近人
□本报记者 雷剑峤 文／图
从荣巷开始
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与伯父荣宗敬在江苏无锡开始他们的事业之前，荣家已经在无锡居住了２００年。明朝正统初年，被荣氏家族尊称为“始迁祖”的荣清带领全族人从当时的南京迁居到无锡，并向政府领取无锡西部惠山南麓的一块荒地以建设家园。这一带逐渐形成合称荣巷的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落。
荣家也曾经过着贫苦的日子。７７岁的荣勉韧说，荣德生的二十五世祖荣庭芳是一个遗腹子，他的父亲荣晋玉死后，还怀着他的母亲就抱着大儿子荣子芳靠纺纱织布维持生活，家境很差。康熙年间清政府开放海禁，两兄弟做起“撑沙船”的生意。沙船是一种平底船，不容易在沙洲上搁浅；撑沙船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无锡俗语说，“世上三件苦差事，撑船打铁磨豆腐”。不过两兄弟靠它一年能赚二三十两银子。“再带些私货，家底就厚起来了”，荣勉韧说。
自称乐农的荣德生在他的回忆录《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说，“在余家旧宅后，由二十五世祖庭芳公改建楼屋，武初公即分得，宏山公至锡畴公，传至先父熙泰公，乃时只分得中造旧屋二间，与祖母袁氏务农经商。”
荣勉韧是一位研究地方史的学者。荣毅仁为他编写的《梁溪荣氏世系散编首编》提供过资料，比如把孙子和孙女的名字告诉他。
荣勉韧仍然在荣巷老街上居住。和他一样没有离开荣巷的荣家人还有很多，不过他们大多与荣毅仁家族分别属于不同的荣氏分支。在下荣的春益、春沂、春珊、春泗四支里，荣毅仁家族属于春沂支，荣勉韧属于春珊支。在宗谱里，他的名字叫本渊，与荣毅仁同辈。
荣巷在民国初年建镇，后来变成无锡的一处街道社区。除了一条长约３８０米的老街与１５０多组近代建筑群之外，荣巷和任何一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没什么不同。该扩建的道路在扩建，该拆迁的房子在拆迁。
荣巷近代建筑群是文物保护单位，不过这没有给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冲突。介绍的碑文写着，“其建筑内涵涉及到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诸多领域，折射出了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老街两旁有彩云布店、小高理发铺之类的店铺，甚至还有一家箍木桶店，这些传统行业的保留印证了上面的说法。荣德生的老宅子并不在老街上。它现在是某部队的驻地，一般人不得入内。
在荣德生身边的日子
陈荣良一直把荣德生叫作“外公”。实际上，他真正的外公是荣德生的族兄。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外祖母和母亲就成了两个寡妇。在外祖母弥留之际，荣德生去探望她，他问“嫂子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外祖母用手点点一旁的女儿和外孙。荣德生说，嫂子放心好了，他们由我来养。
在陈荣良的外祖母去世之后，荣德生就让陈荣良的母亲做了他妻子的“梳头娘姨”，并一直承担母子俩的生活费和陈荣良的学费。那时，陈荣良才８岁。今年，他８１岁，他那１０６岁的母亲荣国英在今年初去世。
因为同族，所以虽然荣国英在荣德生家里做工，但得到的待遇很优厚，经常穿着旗袍，仆人们对她以小姐相称呼。陈荣良也按照辈分称荣德生夫妇做外公外婆，称荣德生的六女儿荣漱仁做六阿姨。
一开始，陈荣良和母亲每天在荣家吃饭。后来荣国英觉得不好意思，带着儿子回家吃，荣德生就每年供给他们８石米。一石相当于１００升，这些米两个人吃一年绰绰有余。
陈荣良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荣德生的产业。读完商专，他就进了南京广新银行，荣德生是那家银行的董事长。他在２１岁的时候想换一份工作。那时候，荣德生刚刚从一场绑架中被解救回来，属下申新纺织第六厂的经理去探望他，谈了几句，荣德生问起那位经理，我托你办的那个孩子的事解决了吗。“我正好走到门口，听到外公这句话，激动得不得了。”陈荣良说。
令他失望的是经理把他安排到车间。他原本一直在银行做出纳主任，还带了三个学徒，这样的安排让他很不满意。荣德生的二儿子荣尔仁知道了，叫儿子来劝他，说不好再换。可第二天早晨，陈荣良还是跑到荣德生面前诉苦。
陈荣良记得外公对他说，你不去我就不给你介绍工作了，你回乡下吧。“倔死了，气死我了。” 荣德生坐在蒲团上气呼呼地说。他习惯每天起床后坐在蒲团上“打功”。
陈荣良只得到工厂去。他刚到那里就看见自己的名字挂在工账科办公室里，纸笔也准备好了。原来他已经被荣德生调到了理想的部门。于是他在申新纺织第六厂一直工作到了６０岁。他在１９８５年退休的时候，这家工厂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上海棉纺织第三十一厂。
即使过去了６０多年，也还可以看出早年在荣家的短暂生活仍然影响着陈荣良。他像荣德生一样口味偏甜，烧菜从来不许放味精，要求“烧青菜也要烧出鲜味来”；他像荣德生一样在房间里摆着一个蒲团，闲暇时用朱砂抄录《金刚经》；他把荣氏家族于１９８６年在北京聚会的百人大合影郑重地挂在墙壁最显眼的位置。他说：“那是我六阿姨给我的，无锡就这么一张。”在那上面，邓小平坐在正中间，他的两旁是荣尔仁和荣毅仁。
大合影左右分别是荣德生和荣宗敬的头像。陈荣良记得那是在敌伪时期，户主的照片要贴在“良民证”上，所以荣德生和荣宗敬就一起去拍照片。
“那一天，我也去了。”陈荣良对着照片说。
“中国最富有的人”的生活
在陈荣良眼里，荣德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许多人知道荣国英进了荣德生家里做事，他们常常在身处窘境时聚集在荣家老宅子的后门等着她。冬天，他们一边冷得发抖一边叫她“春小姐”（荣德生夫人叫荣国英作阿春），荣国英则会在荣德生的同意下给予他们援助。得到援助的人包括无锡画家周怀民，陈荣良仍然记得穿着灰袍子的周怀民抱着几张没有裱过的画站在那里的样子。
年关来临前，荣德生会让荣国英带着两个仆人，抬着装满银圆、角子和铜板的肥皂箱，发给荣巷的穷人。“从东街发到西街，”陈荣良说，“又从西浜发到东浜。”
虽然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荣德生没有把财富看作在家族里自我炫耀或欺负同族的资本。有一次荣氏家族开祠堂酒，族长请荣德生在宴席上坐首位。“外公说，钱不等于地位，我应当坐第几个位置就坐第几个，你虽然没我有钱，但‘人穷不让辈’，我没资格坐这个位置。”陈荣良回忆道。
荣德生在衣食住行上也并不豪奢。荣家老宅子有一大一小两个饭厅，五张八仙桌，每桌八个人吃两荤两素一个汤，通常是咸菜肉丝汤。他终生只穿布鞋布袜布衣衫。“有人说他穿西装，不对。”陈荣良说。不过荣德生也有过一套西装，那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三儿子带给他的，他刚试穿完就脱下来，再也没穿过。
因为受到中国重农传统观念的影响，成为大资本家的荣德生把自己的号起作乐农。他在荣巷拥有８０亩水稻田、３０亩棉花田和许多桑树，每年请长工种水稻、种棉花、养蚕，但插秧的时候他还是时常要去田边看看。到收获的季节，他创办的镜花女校的操场就会变成打稻子、晒棉花的场所。
到上海以后，荣德生去属下各家工厂都是坐人力拉的黄包车。有一次车子翻了，他撞坏了脚，荣尔仁对他说，我们家又不是没钱，买一辆汽车来坐吧。之后荣德生才坐着一辆奥斯汀牌小汽车上下班。
在封建社会，大部分人数众多的家族都流传着各种训条，作为教育本家族的年轻人的准则。在《荣氏宗谱》上，《荣氏家训十二则》就将“节俭当崇”和“族长当尊”列为其中之一。
不过荣家的豪富还是给陈荣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清楚地记得荣德生几个儿子的专用小汽车的牌子，大儿子的是皮尔卡，二儿子的是帕克……四儿子荣毅仁用一辆小菲亚特，他是高个子，可他的司机比他还高。两个“长个子”挤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个景象至今仍然让陈荣良感到忍俊不禁。
毫无疑问，这些进口小汽车在那个时代是财富和地位的标志。荣家在上海的宅子在徐家汇，荣毅仁的办公室在江西路，他的司机每天兜着他以单程只花９分钟的速度在这条路上奔驰。“警察知道车子是哪个的，从来不拦。”陈荣良说。
这个富有的家庭在上海拥有一所巨大的宅子，可以在里面放电影、打羽毛球和网球，当时的戏曲名角董芝玲、潘玉珍杂技团也经常被请到宅子里来演出。这座大宅现在是徐汇区少年宫。
但这座大宅也没有能够完全保护荣德生的人身安全。１９４６年，他被绑架，经过３２天之后才获救。这是荣家遭遇的第二次绑架，陈荣良说，荣尔仁之前也曾经被绑架过。
陈荣良说，荣德生认为这件绑架案的幕后主使者是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有意思的是，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３日的无锡《人报》在记录这件事时提到，“匪徒对主持者称为‘总司令’”。无论主持者是谁，这件事都说明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当时遭遇的各种阻碍和迫害。
荣德生获救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了两个排驻扎在荣家，甚至在荣家门口架起了重机枪。这对荣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们提出了反对意见，但这种努力只能使驻扎的军警人数减少到９名。
“毅仁先生”
解放后，荣德生和四儿子荣毅仁、七儿子荣鸿仁没有离开大陆，作为留在大陆的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他们得到了政府的优待。
那时候，荣家最大的一个工厂是在上海的申新纺织第九厂（以下简称申新九厂）。龚树标在１９４８年进入申新九厂织布车间做“保全”（即管理机器的工人）时只有２１岁，他有７０００名工友，每天在１４万纱锭上劳作，这个数字当时在中国排在第一位。
在解放前，龚树标并不认得荣毅仁，荣毅仁负责管理面粉厂，从未接触过纺织厂的事务。但荣家在上海有申新一厂、二厂、五厂、六厂、七厂、九厂等６家纺织厂需要有人管理，从那时候起，荣毅仁逐渐成为荣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１９５０年２月６日，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这起被称为“二六轰炸”的事件令整个上海陷入一片黑暗。本来解放上海的战斗只使处于杨树浦的申新五厂、六厂、七厂短暂停工，其余几家一直在运转，但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都停工了。
龚树标在那时已经成为申新九厂第一届工会委员。工会研究后决定采取两个对策：教育工人坚持生产；团结资本家，“劳资双方要一条心渡过难关”。劳资双方代表开始定期召开座谈会，签定“保本生产合同”，明确劳资双方责任。
龚树标说：“资方没钱不行，要筹集到必要资金，做好生产计划，一来电就恢复生产。我们工会负责发动群众。”
同时，申新的６ 家厂联合起来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管理委员会，荣德生任主席，暂时从香港回来的荣尔仁任副主席。管理委员会下设总管理处，荣毅仁任总经理。
劳资座谈会是劳资协商会议的前身，双方各有６名代表。在申新系统的劳资座谈会上，龚树标是劳方的代表之一，资方的首席代表就是荣毅仁。
“拍桌子的时候……没有，”曾经面对面地和荣毅仁谈判的龚树标说，“气氛就算很紧张，也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龚树标记得荣毅仁没什么老板的架子。劳方提出意见时，他“斤斤计较的情况很少”；如果劳方的要求比较难以实现，他“会缓言和你说清楚”。上海话说人“老三老四”，那是指人武断的意思，龚树标说，“我说他虽然是老四，但从不‘老三老四’。”
“我们从来不叫他荣老板。”龚树标说。和１９８０年代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员工称荣毅仁为“荣老板”不一样，申新九厂的工人对荣毅仁的习惯称呼是“毅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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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这位“毅仁先生”就遇上了新中国的政治运动。１９５２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之中开始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展，荣毅仁没有例外。
龚树标认为荣毅仁应该没有受到“五反”运动的过多冲击。因为中央政府有“保护过关”的政策，上海也提出了“３０３户”的说法，即保护３０３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过关”，荣毅仁当然在那３０３户之中。上海采取的方式是把３０３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组织起来互助互评，不把他们送到基层去。这叫作“背靠背”。
申新九厂也采取“背靠背”，他们还创造出“大会背靠背、小会面对面”的方式——工人控诉大会不让资方直接参加，而是组织老工人陪他们在另外一个小会场收听大会现场的广播。“声音听得到，气氛感得到，”终生从事工会工作的龚树标说，“这叫‘触及灵魂，不伤情面’。”
在申新九厂参加“大会背靠背、小会面对面”的是厂长吴士槐等人。龚树标相信，这些资本家代理人在参加完会议后当晚就会自动去找荣毅仁交流想法。
实际上，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已经决定将荣毅仁划分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主席的回复是“何必这么小气”，结果荣毅仁被划分为“完全守法户”。荣毅仁度过“五反”运动。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０日，荣毅仁在“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上递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就在１０天以前，毛泽东主席到申新九厂视察，这是他视察过的惟一一家公私合营企业。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荣毅仁来到申新九厂参加活动，龚树标陪同他看了一场篮球比赛。龚树标看得出，他的心情很轻松。
半年后，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荣毅仁不仅被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称号，还在１９５７年１月当上上海市副市长。１９９３年，他成为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人生道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