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厦门大学决定将高尔夫球课指定为必修课程。在厦大董事长看来，“培养精英是高等教育公益性的最高体现”，“高尔夫球课不仅能健身，而且还能教给员工社交技能”。
大学教育究竟是不是精英教育？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对“精英”概念本身的理解。如果精英是指那种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品格，能在社会生活中“知行合一”，以不凡的智慧与才能践行理想的人士，那么今天的中国格外需要这样的精英人士，我们的大学也正是应当致力于培养这样的精英。当然，现代精英在社会实践中的展现可以有千差万别的形态，既可能像陶行知一样清贫俭朴，深入底层民众“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也可能身居大公司总裁之行列，在为GDP增长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享受富裕而优雅的“品质生活”，包括闲暇之中漂亮地挥舞高尔夫球杆。
但是，将高尔夫球课规定为大学的必修课程，并与“精英教育”的目标联系起来，这可能会是双重误导举措。
首先，对员工而言“必修课”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自由选项，而是以指令方式标志了某种特殊的重要性。“打高尔夫球”的重要性究竟何在？论及“健身”，这是一种效益较低且成本较高的“昂贵健身法”；说起“社交技能”，讲得俗白些，是学习如何与“达官显贵”得体相处的言谈举止。这种精英训练意味着在多种多样的精英类型中，要特别(以必修课的方式)推崇那种“奢华型”精英的模式。而对陶行知一类的精英来说，这种课程无所帮助，不仅不是必修的，而且是多余和浪费的。因此说，把必修高尔夫课程作为精英训练的方式，其实是将精英的标准单一化和流俗化，无助于培养员工“独立之精神”以及开放多元的心态。
其次，我们当然承认一个现实———商业或企业精英是精英的一种重要类型。而且，我们姑且同意，大学某些专业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这类商业或企业精英。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质疑，高尔夫式的精英训练是否本末倒置。因为它似乎没有意识到，奢华优雅的社交生活只是这类商业或企业精英外在的和边缘的属性———这只是某些精英的“腔调”或“造型”，而不是其必要的核心素质。举例而言，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大概算是精英中的精英了，但他买的西装往往不如同僚的一条领带昂贵，乘飞机常常坚持要经济舱(他著名的反问是“难道商务舱比经济舱飞得更快吗？”)，而在饮食中他偏爱汉堡包胜过大餐。举盖茨的例子，当然不是在提倡某种精英“怪癖”，而是证明，你完全不用学习那些“精英腔调”也可以成为货真价实的精英。就此而言，作为必修课的“高尔夫训练”无益于培养内在的精英品格，它不是精英教育的有效方式，不过是“精英秀教育”的训练———有助于学习如何“作精英状”，“拿精英的腔调”或“摆精英的造型”。
毕竟，精英不是“秀”出来的，虽然在流俗的见解中，包装很重要，甚至比内涵更重要。如果大学教育要培养精英品格，而不是精英姿态，不是要沦陷在趋炎附势、追逐时尚的流俗之中，那么，高尔夫作为必修课就大可不必了吧。
